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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风建设方略的历史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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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还是相对薄弱的，尤其是十三大前后一段时间内，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淡化党风”，认为现代化起步阶段政府不廉是普遍规律，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健全才会逐渐起变化，因而在党风建设上，严重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结果，“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都出来了。”［8］（P306）
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建设方略的创新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建了思想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党风建设方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际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刻影响着党风建设的环境。从国内来看，我国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了我国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根本性变化。从党情来看，党的内部状况也发生了自执政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一是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此，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吸取前面两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风建设方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党风建设方略进行了全面创新。
十五大以前，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初步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党风建设方略的基本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建设，1994年江泽民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9］（P28）1996年又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10］（P1958）关于制度建设，1994年江泽民指出：“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如何发扬光大，如何持之以恒，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10］（P982）关于两者的结合，1995年江泽民指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9］（P168）十五大以后，随着党风建设实践的持续发展，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风建设方略的思想更趋成熟和完善，终于在世纪之交明确提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建设方略。2000年2月和2001年9月，江泽民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全面阐述了新阶段的党风建设方略，他说：“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11］“抓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又要建立健全一套管用的制度和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9］（P546）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采用了江泽民关于党风建设方略的思想，把“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党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以党的文献的形式确定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方略。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对党风廉政建设还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并论述了监督的重要性。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对党风建设方略作出了全面创新。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建设方略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时期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构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2］的党风廉政建设方略。
十五大后，我们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党风建设上逐步完善了反腐败体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为从源头上搞好党风建设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提出和形成了一条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工作思路，并逐步构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13］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13］2003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阐述了依靠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党风建设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14］对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方法，胡锦涛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14］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防范腐败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14］终于，在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新世纪新时期新的党风建设方略，那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15］很快，2005年1月，党中央就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新的党风廉政建设方略，体现了“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以及“惩治和预防并举”的新思想，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仅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而且进行了深入而生动的实践。在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和监督制度建设方面：新一届党中央在党内生活作风制度建设、领导工作作风制度建设和干部工作作风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新的进一步的探索。尤为突出和有突破的是在权利监督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上有重大发展。在监督制度建设方面，200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2004年，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把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依法有序推进。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十六大后开展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2004年11月开始了长达1年半的全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2003年发起了向郑培民同志学习的活动等。
总之，党风建设方略的与时俱进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党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尽管这一方略在理论、制度、实践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在以后的党风建设中去逐步解决。但是，不断完善党的作风建设方略，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对于新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罗琦，周丽萍.新编现代汉语词典[Z].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刘崇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2-26.
［12］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05-01-20.
［13］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N］.人民日报，2003-01-29.
［14］郑宏范.把握大局坚定信心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N］.人民日报，2003-02-20.
［1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
作者简介：彭朝阳（1966—），男，湖南娄底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党史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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